近年来，随着网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国内外学术信息壁垒正逐渐被破除，域外学术动态、国际史学前沿成果第一时间被译介至国内，为国内史学研究者开展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和方法借鉴。与此同时，当前国内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种“引进多、原创性成果少”的现象。究其缘由，这与史学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时“重引介、轻对话”的倾向密切相关。

　　就历史传统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曾经一度以“师法欧美”为路径，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在此进程中，个别学者形成思维定势，将标榜所谓“科学”“客观”的欧美近现代史学奉为圭臬。改革开放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引进、翻译欧美史学论著，再度成为中国学者了解国际前沿、弥补信息鸿沟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一做法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些学者对外来学说简单模仿，甚至生搬硬套，缺乏带有学术对话性质的“批判性消化”与“本土化创新”。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史学话语权与评判标准多由欧美学者主导。个别国内学者为寻求所谓“国际主流”认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欧美史学界理论、方法及成果等的引介简单等同于“与国际接轨”，难以形成平等对话的意识。上述种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观念，是当前历史研究“重引介、轻对话”倾向难以彻底克服的思想根源。

　　从现实层面来看，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结构性弊端，是加剧历史研究“重引介、轻对话”倾向的另一大重要动因。历史学是一门“慢工出细活”的学科，一般来讲，研究者若希望对外来引介学说实现深度消化与吸收，并在此基础上，与之展开有价值的批判性对话，通常需要长时间的学术投入与沉淀。然而，这类耗时久、见效慢的研究，却与当下容易导致学者急功近利的量化学术考核机制，存在不小冲突。史学研究应坚持的价值导向与学术考核评价标准的矛盾，助长了“快餐式”学术等不良风气，也导致了当前史学界对域外史学的引介，多流于“概念移植”“术语组装”等表层挪用，缺少深入的批判性对话与创造性转化。

　　历史研究中的这种“重引介、轻对话”倾向，会引发诸多弊病。从学术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专业史学工作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翻译和引介域外学说，而鲜少对此作出深入研究或批判性回应时，这种单向度的知识输入，不仅会严重削弱中国史学界的自主创新动力，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也易沦为外来理论、方法的“跑马场”。例如，“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概念曾被引入我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部分学者未能在借鉴反思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的自身演进逻辑，提炼出更具本土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反而陷入“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争论漩涡，或忙于从中国史料中搜寻印证这些西方概念的“证据碎片”，以致“理论先行，史料后置”等问题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重引介、轻对话”倾向，不但不利于中国史学研究者进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话语建构，也使中国史学界很难改变其位处国际学术体系中“理论消费者”的被动角色。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者忽视文明发展的多元路径，不加批判反思，长期过度依赖外来理论解读中国历史时，历史解释话语权就会逐渐被外来“预设立场”所主导。比如，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一些学者机械套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框架，以西方历史发展阶段论为模板，强行裁剪史实，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礼法合治”等独有文明元素选择性忽视，武断得出“中国历史缺乏现代性基因”等结论。此类错误认知，不仅严重歪曲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可能误导并动摇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提供温床。

　　面对“重引介、轻对话”倾向及其危害，国内学界应着力克服“引介即前沿”的“唯洋是举”心态，树立平等对话与“祛魅”意识。在引入域外理论学说时，不仅要系统把握其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论证逻辑，更须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与适用边界，并批判性地揭示其潜在的意识形态预设陷阱与话语风险，避免将源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理论方法，奉作具有所谓“普适性”价值的“金科玉律”。

　　引介外来学说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鉴参考，而非替代自主思考。中国史学界应以“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为问题意识导向，立足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路径。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寻求与域外理论、方法或案例进行平等性、实质性学术对话与互鉴，进而构建起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原创性贡献的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史学在国际学术对话中赢得更大话语权。

　　史学研究有自己独特的学科规律与特点。从科研管理的角度看，在制定特色考核标准时，应适当延长评价考核周期，避免“短平快”评价导向，为学者潜心进行深度理论探索和参与高水平对话，提供制度保障。

（责编：郑继民）